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重大问题。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三农”工作，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还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各方面的集中展现和全面进步，形成了与世情、国情、党情和农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又希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和途径，为解决人类城乡融合发展和“三农”协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又不容否认，在急速前行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浪潮中，随着我国城乡流动性增强以及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对乡村社会带来强烈的结构性、技术性和价值性冲击，农业和农村被现代化发展的阴影所遮蔽、解构、遗弃；乡村社会整体出现衰退和衰败，以及呈现出包括人口、土地、产业、基建、宅基地、基层组织在内的乡村地域空间整体空心化。因此，如何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叠加的“并联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城乡协调、产业协同以及“政府一市场一社会”主体协作，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对于地处东亚“小农经济圈”的世界上非常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紧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城乡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技术结构、空间结构和生态格局的转换，面对乡村地域农业经营主体结构变化、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农村空间结构演化，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征、新趋势，党和国家明确了推动“三农”工作要从“新农村建设”升级到“乡村全面振兴”，从“城乡统筹”演化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总体战略取向。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三农”工作重心也迎来了从“决胜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任务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政策话语的再现超过了传统“农村”政策话语的认识边界，超过了“只见物、不见人”的新农村建设模式，超过了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偏向战略思维，形成了新时代城市与乡村价值等值和功能互补的城乡关系新定位。为此，城乡融合时代以乡村振兴全面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业、新农民、新农村实现“产业-主体-空间”的协同发展、整体发展和全面发展，成为新时代“进入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领导和推动“三农”工作的决策共识。因此，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和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强起来”时代的历史方位之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攻坚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时代推动“三农”工作的总纲领、总遵循和总抓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1个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常艰巨、非常繁重的任务在农村，非常广泛、非常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潜力后劲在“三农”，根本抓手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