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是全球化的起潮期，马克思称其为“世界史形成”期。颇为巧合的是：为什么近现代以来似乎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能规避腐败高发的“富贵病”？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穿越经济起飞与腐败高发交叠的“混沌时期”，而另一些政府却没有迈过这道应可逾越的“发展之坎”？走出腐败高发期的路径究竟在何方？可怕的不是腐败，而是丧失了执政安全的意识；危险的并非腐败高发，而是丧失了顶层救济的能力。有了顶层治理的决心、智慧和行动，深度权力透支所造成的腐败高发期及其“历史周期率”，将会得到持续有效的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