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出现之前，必须要实现社会的和平稳定。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一目标，而那些途径恰恰植根于企业以及企业形成过程中的所有权模式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分散的、大规模的公众持有企业在美国商业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还比较虚弱，或者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比较脆弱。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所有权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的。这还不是在简单意义上的集中。在公众企业里，连接管理者与分散的股东之间的纽带，很容易与共同的政治环境发生摩擦，比如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里的政治环境等等。社会民主会迫使管理者稳定雇佣的工人，放弃一些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却颇具风险性的企业机会，合理地利用资本，而不是当市场萎靡与原有企业生产能力不匹配的时候一味地缩小规模。在所有权分散的公众企业里，管理者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如何恰当地使用决策自由对股东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管理者的努力行为创造了企业利润。在美国为了诱使管理者与分散化股东相一致的那些现代性手段——激励性薪酬、透明性财务、敌意收购、强大的股东财富最大化准则——已经被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大大地削弱，而且有时候还被恶意诋毁。因此，公众企业像其他公司一样，有比较高的代理成本，而且还有由于能作为控制成本的最好方式而一直被保留延续下来的大股东持有模式。社会民主可能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总福利，但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应该比那些很少有社会反馈的国家更少地使用公众企业。在这里，作者不仅要揭示欧洲所有权集中制的政治性解释，而且要揭示美国公众企业兴起的一个关键政治前提，即社会民主对美国商业公司的压力是相当微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