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史学论文集编选告竣，全书共收文五十七篇，分为六组：第一组为有关清史学史（清史学家、清史著作）文章十五篇，第二组为清初复明运动论文十三篇，第三组为清文艺史论文八篇，第四组为其他清史论文八篇，第五组为有关明清文献文章九篇，第六组为回忆、悼念老师和前辈学者文章四篇。文章绝大部分是关于清史的，只有很少几篇属于明史或不涉及清史，因而从主体上说题名《五库斋清史丛稿》。  五库斋为寒斋斋名。为何取此斋名？因为有一些藏书，为便于查找，需要有管理办法，于是根据实际确定自己的图书分类法，将存书分为古籍、理论、研究、工具、余兴五部，每部各分若干类，按类别按开本排架，就比较整齐、醒目。我又开玩笑说：乾隆有《四库全书》，我还多一库，我有五部五库。因此，戏称陋室为“五库斋”。其实，我当初何尝有什么五库斋，开这种玩笑的时候，我一家三口正寄居一间十多平米的办公室内，在此一住前后十个年头。我也是附庸风雅，但更是自嘲，是混合着愤慨的无奈，而保留至今，则是一份回忆，一种纪念。因此，我对这个斋名很是珍惜，愿将它嵌进书名内。  《五库斋清史丛稿》是我近二十多年来的作品。所以它不是我学习和研究历史全过程的小结。我的业务工作分两大块：一大块是历史研究所分派的任务，一大块是自己选择的符合个人兴趣的课题。换句话说，前者是“计划文化”，后者是自由项目。我从1958年进入历史研究所以后，深受当年大批判和其后连续斗争的影响，只做“上了户口”的工作，循规蹈矩，“鱼贯而入文坛”（副所长尹达语），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工作，先后参加写作《太平天国运动史》、《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史稿》第七册、《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历史的审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剖析》、《清代全史》第二卷、《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等，编辑《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清史论丛》、《清史资料》等，不做计划外的研究。在做公派工作时，我是全身心投入的，不仅尽力写好由自己署名的篇章，而且自己的研究成果和重要史料对别人也无保留。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逐渐摆脱思想束缚，顾及一些自己喜欢的专题，其结果就是本书所收的大部分文章。因此，《五库斋清史丛稿》只是我中老年时自己选题研究工作的小结，大体上是“计划外文化”的产物。  当然，我并不是从中年才开始写史学论文。我最早的史学论文，是大学毕业论文《明代的山陕商人》。那是读明清人别集和受傅衣凌先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影响而选择的课题。到研究所不久，明清史研究组副组长王毓铨先生曾经索看，并指示呈交组长白寿彝先生审阅。白先生看完后找我谈话，说到我的文章，评价说：“嫩一点。”他让我用半年时间改出来。我懂得白先生的意思，认为文章写得幼稚、浅薄，为了保护青年人的自尊心和积极性，用了柔和的词语。但没有多久，我就被接连派去给谢国桢先生当助手编《中国史稿》大事年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做中国通史陈列设计。毕业论文撂在一边，一晃四十多年，已有残缺。在论文中我曾试图就商人资本组织、运用方式和监商资本活动做经济学分析，但分析、论证都不充分，即使不残缺，也不堪选入论集。    到工作岗位后，我在业务方面的个性逐渐表现出来。研究组指派我研究清史，但在清史范围内，我对于经济史、思想史，只关心研究的进展，除非下达任务，自己不主动钻研，在史学上入门以后，我逐渐感到史料的不完备性、不准确性、不确定性，导致分析、论证根据薄弱，损害科学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八个字，有人指为原始公社末期，有人指为奴隶社会，有人指为封建社会，使我深感史学中因史料根据不足而充斥着主观主义的危险。因此，我日益钟情对史实有较新较深挖掘的课题，并且常常使用小考证的方法辨析史料、史实。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就是这样做的。本集论文大都体现出这个倾向。这是史学研究初步，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高境界，对史料、史实的考证不能代替对历史事物本质的分析和发展规律的探索。但如果连起步都蹒跚踉跄，怎么可能有随后的阔步前进呢。基于这种认识，我也力图在走好起步后继续前进，尽自己所能进行科学分析和概括。这一点从有关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来。  在五十七篇文章中，《悼念商鸿逵师》一文是我与同事、同学郭松义合作的，特此说明。这五十七篇不是我二十多年所作文章的全部。有些合作的文章没有收入。上世纪60年代一篇研究清代曲阜孔府高利贷的文字，奉命投寄一家大报，刊出时连题目都改成醒目的宣传词语，还有《山海关石河之战后的复明运动》等文是根据专著章节摘写的，都不收录。一些为清史资料写的编者按语，为专著写的前言后记，大都不收。其实我在一些专著中承担的章、节、篇，既是所属专著的有机部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大多可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