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原旨是为国人所作，却引得国外传媒的广泛重视，在近年来当属罕见。一种纯系当代中国青年心态自然流露的政治咏叹，却引来许多学者专家及政治人物的郑重反馈(包括刻毒的曲解)，在近年来亦属新闻。但是，不管这种现象是否正常，不管《中国可以说不》的发行呈多么迅速地攀升状态，也不管这是否有“出口转内销”的嫌疑，在中国改革开放18年后，在那场已被彻底否定的“文化革命”已发生了30年后，能在这不寻常的年份出现这样不寻常的书引来这样不寻常的结果，总会有些不寻常的道理吧？ ★生活中的不幸者在回眸一生时常常这样叹息：我的失败就在于不会说“不”。 生活中的幸运者在评判人生时总是如此总结：我的成功就在于随时敢于说“不”。 不，无疑是拒绝；但这种“不”所拒绝的并不是真理。因此，正确的、没有偏见的“不”本身就是真理，至少具有真理的成份，具有真理的轨迹。 ★人类就要走完20世纪的百年之旅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以及其后的近一百多年里，中国人都无一例外地向当时的工业化国家学习过，并在相当一段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先生。尽管其中有那么几位最初是带着鸦片箱，挥舞着军刀，不请自来的。在求知若渴的中国人的“作业本”中，忠实地记录下日本的富国强兵之法，美国的民主科学之理，英国的商业法律之术，法国的文学艺术之论，德国的哲学军事之道，后来又有了俄国的工业发展 之路，此外，还有比利时、奥地利、瑞典等小国的种种治世精髓。然而，这种求教的“学费”却是高昂的。最基本的学费也是最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国家主权的沦丧，就是降为了世界上的末等民族。那时的中国，作为最后进入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大国，适逢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全球扩张之际。所以，谁也不会顾及她的悠久的文化，谁也不会去关照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的尴尬、窘迫、无奈和屈辱。然而，正是这种深重的屈辱，使得本世纪的中国人内心又 有了一种不屈的自尊。这种反抗式的自尊如地火、如岩浆、如燧石，一旦喷发或撞击，就化成了灿烂的光芒！一种绝不排斥先进又绝不菲薄自己的神圣之光！ 四十年代，当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造访延安后，曾经以女性的敏感惊讶地发现：在毛泽东和他这一代的红军领导人的内心有一道厚厚的门，这道门紧紧关闭着。这是一道用五千年的文明、长城、紫禁城护卫的门，也是一扇用过多的起义、变法油饰过的大门。 这道门打开之际，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公元一九四九年成立的那一刻。那一刻，它轰然洞开；那一刻它传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某些西方人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似乎改革开放，就意味着让西方的所有价值现在这里畅通无阻了。然而从严格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新中国历史的中断，更不是中国社会制度的改弦更张。从宏观上来看，它不过是 工业化积累阶段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某种衔接；从精神上来说，这种历史的衔接就更加紧密。托住华夏落日，复燃神州光明，振兴中华文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在心灵上并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这种精神更加内在、更加务实，也更加强烈。是的，祖国的利益，永远是我们这个国度中每个公民作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永远是这个国度的决策者们确定自己行动的初衷和远谋。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才会说：“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在世界上站起来的呢？是1949年。将来，等到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人就不仅能站起来，而且要飞起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年，在探索中国走向独立的道路时，中国人已经明白：中国解放的指挥部不在莫斯科，中国革命绝不是俄国革命的翻版。今天，我们仍可以说，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时，中国人也终于明白：中国走向富强的设计院也不在华盛顿，中国的现代化也绝不是西方现代化的亚洲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邓小平与毛泽东息息相通，今天的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志士仁人也一脉相承！ ★也有个别不能一脉相承的中国人、政治家和政治人物，例如袁世凯。袁世凯是本世纪初中国政坛上极有权谋的“明星”。他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多变的政治面孔以及位极人臣、拥兵自重的实力，大有搅八方浊浪，倾上下天河之势。无论是外国列强、各路豪强、封建朝廷，还是流氓帮会、黑社会势力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致于像孙中山那样正直正派的革命党人，也被压、被骗、被戏弄、被凌辱。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可一势的庞然大物为 什么会在一瞬间就崩塌得无影无踪了呢？原因之一是他要称帝；原因之二是他要卖国。由此，我们也就引出了两条适用于现代中国任何一位政治家的立国之规。无论你抱何种主义、何种学说，在这两条规矩面前绝不能触犯，绝不能逾越。那就是，一必须遵从民主(虽然对民主有不同的理解)，不能公开搞专制；二不能搞国家分裂(无论是领土分裂还是民族分裂)，必须坚持统一。这两条是钢铁定律或者说是烈火定律。谁敢以身试法，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