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求识，脱俗求真，是陈寅恪先生的遗教。我虽然不敢淡忘，但践行不得力，成效微乎其微。难当然是难的。自从唐朝人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字诀，治史的规格就被推上新台阶。到了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作出更具体的阐释：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做一个史家，需要何种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观察要锐敏，即所谓“读书得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