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传播开启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新篇章，传播与权力、传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家与社会变迁的基础。本书对“汶川地震”后发生的“微博开启民意表达新方式”、“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曹德旺签署‘对赌协议’成就‘慈善问责’第一单”、“免费午餐”、“郭美美与红会风波”、“番禺居民理性抵制垃圾焚烧厂选址”、“‘壹基金’中断引争议，公募身份终成正果”以及“《慈善法》进入立法程序，有望改善中国慈善制度环境”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在新媒介赋权的视阈下，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说明组织赋权在技术赋权与社会赋权之间，公民自我救赎是实现社会赋权的根本。国家与社会协调演进是转型中国重要的发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