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一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谈起，从历史记载与文学书写的双重角度，梳理了诸葛亮北伐、空城计、伏甲设馔等大众读者耳熟能详的三国魏晋故事，通过对比《三国演义》等小说中文学描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历史叙事的取舍与真伪，分析了小说与史书叙事存在的诸多歧异。书中关于某些制度、名物考证，以及对三国戏曲和民间传述性语词的探讨，是作者作为拓展研究视野的若干路径，其实亦是寻绎印证心灵的某种话语方式。书末附录一篇，是《三国志》阅读笔记，其中包括关于三国史的一些知识性概述和作者读史的心得体会。 与作者的《老读三国》《三国如何演义》不同，本书主要探讨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从蜀汉的角度去解析那种历史活动的合法性叙事。同样是梳理史家与小说家各自的叙事策略，更有意识地去解读这些故事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含义。历史也许并不比文学更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家比史家也许更懂得国人接受心理、更能够理解历史人物心理，也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活动所能承载的自我效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