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诗”的写作缘起于2009年11月30日晚，那晚我对爱人王文平说，你监督，我要重新学习花木。 时间回溯到1987年3月9日晚。我约王文平踏春雪漫步在河南农大的小花园，很“容易”就谈到了诗，谈到了1986年7月号《诗刊》发我的《让我们去大漠》。然而豪情壮志最终只停留在诗歌中，毕业时我没有去塔克拉玛干石油勘探局报到，没有去感悟胡杨和开拓者的风骨，却选择了郑州的悬铃木，并于当天晚上选择了早春中的大榕树和树下的对话。 20多年来，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也有许多的不同。比如，同样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写诗。当她为了孩子基本辍笔，专心于她的植物保护与园林专业，我却得以延续如许年。耳濡目染，我对她成天念叨和呵护的花木产生了一些兴趣。自然何状？花木何状？人何状？当自然生态和诗歌生态需要诗人重新审视的时候，我真正了解和理解身边的花木吗？ 其实，更早的花木教育始于幼年，院子里爷爷栽下的挂着蜂巢的老柳树，外婆家的两株石榴和一大片枣树，湖北荆门的竹林和油松林……他们都生长在最初的记忆里，不曾凋谢，不曾老枯。 可以说，北方的常见花木，或多认识，但从未像爱人那样用植物学的眼光审视他们。他们总与我们相伴，我们却忽视他们的存在，更不在意他们的快乐和苦痛。 一树一人生，一花一世界。三年多来，我陆续写了100多首，且多是北方花木。他们的皮肤、枝干、叶子、花朵、果实，调动着、结构着我所有的知识、记忆、情感。而从植物学到诗意的衔接、转换，考量着我和花木的距离、诗与花木的距离。 对于花木而言，状态永远不是问题；对于诗歌而言，题材永远不是问题；对于诗人而言，思想永远是个问题。而所有的创新，只是路径，不是目的。不创新毋宁死，惟思想可以生。 花木何状？诗人何为？与其停留在谴责环境恶化、文化沙漠的层面上，还不如就从今天开始植树造林，移花接木，营造诗意的精神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