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和观察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经深思后认识到：“我不由自主地以为，我们所称之为必不可少的那些体制常常只不过是一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制度。就社会政体而言，可能的范畴比生活在各种不同社会中的人们所能想像的要广泛得多。”　　托克维尔可能一直都在思考当代企业组织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了当代企业的结构、管理，以及运作的方式，但还存在着更多的可能性。当我与英国电信公司（BT）的一位高级经理交谈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这些话在我耳中回荡。那位英国电信公司的高级经理向我提出了以下问题：“你能想像15年后怎样对孩子解释这样的情形：每天清晨有许多人登上一辆火车，在经历了一段难熬的旅程之后，在另一个地方蜂拥而出？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们又将搭乘同一辆火车返回，日复一日，天天如此？你能想像出这听起来将多么不合时宜吗？”　　《什么样的公司才叫好公司》一书旨在让企业抓住我们今天可望而不可及的各种可能性。　　这并非孤立无援或是理想主义的呼声。正如他们的哲学先辈一样，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这类的当代哲学家——诸如沃伦·本尼斯（ＷａｒｒｅｎＢｅｎｎｉｓ），查尔斯·汉迪（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ａｎｄｙ）和彼得·德鲁克（ＰｅｔｅｒＤｒｕｃｋｅｒ）——都已注意到了组织生活的多变性，都曾分别得出含义深远的结论。将其思想紧密联系起来的一条线索显示：创建经济上繁荣富强、工作中激情荡漾、事业上蒸蒸日上和生活上稳定安康的企业组织，这一切都把握在我们的手中。　　沃伦·本尼斯指出：“如果经理们与科学家们继续在振兴企业组织的问题上群策群力，他们也许可以创建出令人欣喜的企业组织——完全有这种可能。”　　我们真能够创建出“令人欣喜的企业组织”吗？那种不是出于我们对组织的忠诚感，而是因为孩子们在这种组织中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所以我们乐意让自己的孩子为之工作的企业？依我看，严峻的考验在于你是否想让你的孩子为你所工作的公司工作，或者确切地说为你现在所领导的公司工作。　　如果你的回答是响亮的“不”，或者即使是沉思之后的“也许”，那么你所面临的挑战就分外严峻了。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激励我们施展才能的企业组织的一部分。　　这种企业组织会是什么样的，要根据什么准则来确定？贯穿查尔斯·汉迪、沃伦·本尼斯和彼得·德鲁克等人著述的线索虽然可贵但却难以言表，那就是“民主”：个人积极地投入并参与组织的事务，在组织中每个人都享有选择权，共同目标使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虽然“民主”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我相信我们现在还是能够再次领略并重新解释民主的精髓——赋予古雅典生命力并焕发其革新精神的公民感与参政意识。我们现在依然能够再创当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漫步于雅典宽阔的林阴大道时，雅典大街小巷所具有的那种时空感和那些有价值的交谈与思考，或者再现自由民主哲学家们的真知灼见。深刻理解个体自主权必要性的约翰·斯图尔特·米尔（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这样描述道：“当人们全身心地去解决影响自己与整个集体的问题时，能量就得到了释放，就可能促成富有创意的解决办法和成功的战略对策。”　　在遵循柏拉图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思想的企业组织中，我们看到正涌现出一种看待人及其作用的新方式。我们有机会去实践哲学家和观察家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业。　　与历史上任何时刻相比，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去创建“民主化公司”。在过去10年间，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由于全球化、激烈的竞争，以及要求越来越高的顾客等诸多力量的影响，许多公司的机构已变得不那么层次分明了，等级制度也不那么森严了，而且流动性更大、更注重实效。等级制度的崩溃为我们创建更民主的工作方式提供了土壤。　　但除了这几股力量之外，我认为触发本书核心思想的还有另外两股力量。首先是人口统计数据，更确切地说是进入了Ｘ和Ｙ两代人掌权的劳动大军时代。他们更乐意与公司保持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关系，同时具有自决能力、自主意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民主化公司”的建立。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这股变革所需要的重要力量现在正不断加速发展。技术可能会再创类似古希腊的某些环境，因为技术能够压缩空间，使人们迅速并直接地分享信息与知识。这就为个体发挥杰出的才智、获取自主权，以及培养自决能力创造了广泛的机遇。　　虽然人口统计数据和科学技术有能力加快实现民主化公司，但如果要想创建“民主化公司”，要想真正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要具备清晰的认识、正确的判断力、开阔的眼界和明确的途径。　　清晰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也许十分赞赏古雅典公民的参政意识与创造性，但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所作的尝试得到了成千上万奴隶们的支持，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严格限制妇女参政的社